清明时节雨纷纷，路上行人欲断魂。每逢清明节，就会想起在三年困难时期大饥荒中去世的母亲，年仅45岁，我才14岁。

我出生于上海，1951年4岁时被送回云和老家农村成为父母亲的养子，养父母视我胜如己出。由于母亲过早地去世，她留存在我脑子里的容颜已不大清晰，只有一些零星的记忆片段。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农村生活很苦，家家户户常年吃的是番薯丝饭，甚至是番薯叶饭，真是吃厌、吃怕了，遇到头痛脑热身体不适时，就更难以下咽。每当我躺在床上，母亲问想吃什么时，我都会毫不犹豫地说想吃白米饭，一碗白米饭下肚，人也就精神了，吃白米饭成了奢望。三年困难时期，连番薯丝饭也吃不上了。大办食堂时期，父亲在炼铁炉拉风箱，母亲在食堂当饮事员。大队食堂每人每顿可领到一小块象肥皂大小的用番薯和麦粉混合的黑馒头或一碗稀菜粥。到食堂排队打饭是我的任务，也亲眼目睹了煮菜粥的全过程，至今印象深刻。开始用番薯或青菜、番薯叶加一些米在几口大铁锅里煮，煮熟后倒进几只大木桶，再到水碓港挑上几担水，直接兑到菜粥里拌匀，就成了稀薄的菜粥，按人头一人一小勺。这样可以少煮几锅，既省柴又省工。有一次，我排队在最前面，怕被别人挤出来，双手紧紧拉住前面门框，厨房里的人出来开门时，将我的手指压在门缝里，母亲听到我的哭叫声，急忙将我送到大队医务室，一只手指甲整块掉了下来，还好后来又长出了新指甲。

1958年，教育也要大跃进，小学实行并校，全公社的小学合并成一个小学，住校期间天天吃番薯，有时是烂的，有时又半生不熟，半饥半饱，只得常常装病请假回家，到大队食堂悄悄把母亲叫回家。那时，吃饭在食堂，不许农民家庭开伙，家家户户搜查，粮食全部上交，铁锅也上交炼成铁，吃饭桌子板凳交食堂用，家里只能留茶壶烧开水。我父母胆大私藏了一洋油箱米，每当我逃回家时，母亲就偷偷用茶壶烧一碗稀饭给我吃，然后回学校。

公共食堂的伙食越来越差，一碗稀菜粥几口就没了，母亲还要嘴下留情，省一些给我和父亲吃。也许是劳累过度，更是饿的，母亲一病不起，离我们而去，我永远不能再见到她了，这个悲痛是无法补救的。那时我年纪小，也不知母亲得的什么病，好像是全身浮肿，称黄肿病，村里许多人都患这种病，据说是营养不良引起的。在那苦汁浸泡的年代，只能将母亲草草安葬。在后里山找了块墓地，几个亲戚帮忙挖墓穴，因土质较硬挖不进去，洞穴不够深，只得外面用石块砌好草草完工，成了我几十年的心病。

母亲含辛茹苦地将我抚养大，却过早地离去，没有享过一天福。母恩似海，子欲孝而亲不在，成了我今生永远的痛。无边的哀痛、无尽的思念、无限的感恩，常常萦绕在我的心中。在母亲逝世37年后的1998年，我亲自上山选择了一块坐北朝南的墓地，为父母亲修建用水泥、砖头砌成的双人墓。我和妻子及父亲从开工到完工，在墓地挖土挑砖十多天，完成了深藏在我心底37年的心愿，以报答母亲似海的养育之恩。

母爱是圣洁而伟大的，它诠释和涌动着人世间的大爱、大德、大情，我将永生铭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