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棵600龄的古槐，直径盈米，两人可抱，树身疤痕斑驳，虬枝扭曲向上，硕大的树冠碧绿，向南倾斜25度，半街撑起一把巨伞，仍显现出旺盛的生命力。
老城明清一条街鼓楼东130号，曾经的“东方红旅社”所在地，如今仅余一间门面的两层小楼，遍寻不见旧时痕迹。问街沿晒太阳的老人，知情者答曰：“这就是汉朝清官董宣祠堂旧址，半砖片瓦都没有了，就剩下这棵老槐树了。”我踯躅在院墙外，仰望着古槐上悬挂的园林部门设置的“树龄牌”，心头犹如秋风漫卷。董令驾鹤越千年，董宣祠堂化云烟。唯有古槐傲秋风，清馨幽幽绿人寰。祠堂是为纪念强项令而建的，古槐当然也是为彰显他的清风亮节而栽的，那么，古槐不就是颇具象征意义的“董宣槐”吗？
光阴不与人俱老。时间的潮水能够荡涤这世上许多辉煌，却未必能够冲淡立在人们心底的碑碣。1900多年过去了，多少帝王将相荒冢衰草，任长风扫；一个区区“强项令”董宣却穿越时光的隧道，至今仍被人们奉为民族的精魂，这其中的奥妙颇值得玩味。40多年前，曾跟随父辈来此凭吊，修建董宣祠堂的碑刻已成为“文革”中的“四旧”之物，被垒砌在旅社小茶房门口，摸模糊糊犹见洒脱苍劲的草书，加上这棵郁郁葱葱的古槐，其余再也难觅董公的遗迹。彼时的文化运动，每每是运动“文化”，把业已破败的古董进一步“砸烂”，于是，许多该看到的宝物就此销声匿迹。
有形的文化难免遭到人为的毁弃，无形的文化却总要昭示它应有的璀璨。董宣（字少平，河南杞县人）就是一个很有典型意义的清官文化现象。他以“除奸邪，护黎民”为天职，执法如山，不徇私情，刚直不阿，光明磊落。他曾任北海之相，权倾一方，严惩不法官僚，获罪险遭杀头；他任江夏太守时，面对民不聊生的匪患严厉执法，治理得当地海晏河清。到了69岁高龄，汉光武帝刘秀还任命他为洛阳令，镇守国都，他依然是法不容情，对胡作非为的皇亲敢动法绳，金殿上强项不跪，拒不陪情，宁可头撞殿柱血溅朝堂，被人们誉为“洛阳卧虎令”。他所在任的5年间，因为没有人进衙击古鼓鸣冤，“堂鼓不鸣董少平”成为市井美谈。董宣一生安于清贫，常用俸禄接济下属和穷人，到他77岁病逝时，仅一条被子裹身，家余一马一破车，大麦少许，令汉光武帝刘秀也为之痛心动容。
东街有棵“董宣槐”，年年呈碧翠色来。董宣祠堂虽然已痕迹难觅，幸有一树碧绿见精神，供人们发思古之幽情，董公的楷模将在人们心中一代代传之久远。多少年来，我们探讨研究清官文化，不能老是采取实用主义的态度，因为为官清廉与否，关键是要人格立身，内在树优，从本质上抑制腐败，弘扬清廉之风。一味埋怨人心不古，制度不严，执法无力，外在条件的禁锢不是万能的。封建官吏犹能洁身自好，今人为官更要从内在文化上强化“公”识，敬畏职守，造福一方。
东街有棵“董宣槐”，思古咏今可抒怀。董令已逐江河远，见贤思齐登高台。明清街上有古韵，走一走，看一看，想一想，有益无害。此刻我穿越鼓楼西去，忽听得曲剧《洛阳令》的悠扬唱段声震耳膜：“要学那马齿苋经霜耐旱，不学那墙头草嘴尖皮厚步步升天。”
我不禁又回过头向那棵“董宣槐”望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