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鬼之言归也。”《尔雅》用短短五个字记述的，是中华文化与“鬼”五千年恋情的开端。
对祖先的追崇是每一个中国人篆刻于内而彰显于外的文化烙印，也是中华民族不能缺失的概念内核。先人或智慧、或高洁的魂灵绝不该被草草塞进天堂或地狱，于是“鬼”的存在应运而生。归，往也。逝者从物理的消失中挣脱出来，重新在精神的原野上站稳了脚。在这样的升华中，时空的屏障尽皆破碎，非但沟通了今古，更为中华民族这株参天巨木的生长盘结了根系。
招魂作为一种有着明确条例的国家祭祀行为，标志着中国古代“灵魂不死”理念的大成。屈原作《招魂》唤楚怀王魂归祖地，其中瑰丽的想象和真挚的情感伴随声声“魂兮归来”的悲号感彻天地。然而，《招魂》结尾的“乱曰”却落在了对生灵凋敝、国家破败的感伤与迷茫中。从那一刻开始，神话与传说构建的梦境如泡沫般消散。屈原在迷离的光影里迸发出《天问》的绝代章句，“鬼”字也迈下历史封锁的神坛，踏在了人的国度上。
“鬼”一旦重归人间，便就再拾了人性。于是或噬人血骨，或贪占宝物，或善行不怠，或情网深锁，正是活脱脱众生百态。以对社会的反思和对不正之风的批判为基础，志怪小说由幕后走向台前。这一脉的集大成者是蒲松龄，《聊斋志异》里，“鬼”俨然成为了聚焦社会现象，反思社会问题的文化旗帜。“写鬼写妖高人一等，刺贪刺虐入木三分”的评语，未尝不是民族血脉里流淌着的对强权的无畏和文化中刻下的忧患意识的双重激发。在“鬼”由灵格转化为人格的过程中，它的现实意义被极大地增强了——鬼已然“顶天立地”。
向上追溯，汉代扬雄的《方言》或许能明晰“鬼”字长久不衰生命力的根源。“虔儇慧也，赵魏之间谓之鬼。”春秋时期，灵魂不死观念的成熟，让在大地上徘徊的先人的鬼魂，成为了民族种群中最长寿的一类。悠久的时间是智慧的证明，鬼在这样的氛围中悄然把自己飘忽的身形藏在了中国哲学雄伟山形的石林岩穴下。在中国人民一次次的寻古访今，勾画未来中生长着，隐约成为了那个不可或缺的影子。
“鬼”从远方行来，背后是祖先的凝萃，身上印着世间的疾苦，脚下有智慧的桥。它与人的故事，终将继续为芸芸众生传唱。